• WAP手机版 RSS订阅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探索发现

明代辽河流域汉民族的迁徙及影响

时间:2019/4/28 10:55:12   作者:毛英萍、于立群   来源:《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9月 第三期   评论:0
内容摘要:有明一代,汉族人口为什么不断流人辽河流域、向辽东地区靠近?出现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明代辽河流域汉民族迁徙的原因

  有明一代,汉族人口为什么不断流人辽河流域、向辽东地区靠近?出现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明政府军事上的需要,是导致汉族人口不断迁居辽河流域的主要因素之一

  洪武元年(1368)8月,明军攻克大都,统治了中国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元王朝瓦解。但是,元王朝崩溃后,其残余势力在北方各地仍然十分活跃。元顺帝带着故元的王公大臣,盘踞在上都,辽阳行省元“故臣遗老”,拥兵割据,控制着东北地区的政局。因此,刚刚建立的明政权,在推进统一全国的进程中,面临着与故元残余势力的艰巨斗争。

  这一斗争,在东北地区一直坚持了20多年之久,洪武二十年(1387)年,平定辽东,迫使元残余势力纳哈出投降,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为取得战争的胜利,明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分封在北方的宁王(封于大宁)晋王(封于太原)和燕王(封于北平)拥兵10万之众。随着明军的步步推进及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大量的汉族士兵及其家属便以军户的形式进入辽河流域,并集中分布于辽东地区。

  (二)辽河流域土地肥沃,水草丰美,适于生存的优越条件使汉族人口不断流入辽河流域

  明朝时期,是辽河流域汉族人数第三次急剧增加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汉族最终成为辽河流域的多数民族,

  但这一时期辽河流域汉族的增加,也并非由于原来辽河流域汉人的繁殖,而主要是由于中原汉人不断迁居辽河流域地区。据《全辽志》卷二(赋役志》载:“辽东都司定辽中等二十五卫、安乐自在二州、招集永宁监,户九万六千四百四十一,口三十八万一千四百九十六”。与元代相比,相同地区的人口要多得多。

  元代的辽阳路有户三千七百八,口三万三千二百三十一;广宁府路有户四千五百九十五;沈阳路有户五千一百八十三;开元路有户四千三百六十七;共计一万七千余户。其中沈阳路大都为髙丽人,开元路还辖有今吉林省的相当数量的女真人。相比之下,明代要比元代多8万余户,将近元代同地区人口的6倍。所增加的主要是明代从中原不断迁来的汉人。

  《全辽志》卷五《艺文志》引《辽阳副总兵题名记》载:“辽阳实一方都会,我太祖混一区宇,建立都司,隶城六卫,东宁即土人为卫,五卫与所辖诸卫则迁天下人填实之,以洗辽金之陋”。

  可见今辽宁省在明代除了东宁卫,主要是由土著组成外,其他地区的9万余户都是新迁来的汉人。明代和辽金元时期不同,辽金元时期,辽河流域还杂居有渤海、契丹、女真、髙丽等族,而明代辽河流域地区已不见这些族的名称,他们都已融人汉民族之中。明代辽河流域虽也有女真人,但已是新从今吉林、黑龙江二省迁徙来的。

  明初不断迁徙大批江淮齐鲁之民于辽东实边,使本来地旷人稀的辽河流域逐渐人口繁盛起来。同时,促进了辽河流域地区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三)明朝为弥补兵员不足还大量谪戍流人充军

  “以罪谪充当军者”在辽东25卫的军户中比例最多。据史料记载,自洪武四年(1371年),明将马云、叶旺入辽,并于辽东设置卫所开始,不断有因罪而被发配辽河流域充军屯种者,有时甚至一次“以罪谪戍”到辽河流域的达数百人。《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贵州清水江、中平等寨群蛮聚众为乱,贵州守御官军捕之,获从乱蛮人五百,械至京师,倶宥死给衣,谪戍三万卫”。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宜德二年(1426年),因与汉王高煦叛乱有关而被发往辽河流域充军的人数达5.9万余人。据辽宁档案馆保存的《明代辽东残档丙类53号、58号》(均为各地谪戌辽东卫所充军军丁的清册)所载265名谪戍者的情况来看、其人员均来自山东、山西、浙江等省的州县。可见辽河流域当时几乎成为全国各地谪戍犯人最集中的地区。

  (四)躲避天灾人祸,谋求生路是导致汉族人口不断流入辽河流域的又一主要因素

  明朝初年,由于元末统治者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加上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到处呈现出“土地荒芜”,“居民鲜少”的荒芜景象,农民脱离户籍控制,沦为流民的问题十分严重。

  15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力量的不断增长,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各级地主日益腐化,形成空前的土地兼并的狂潮。皇帝和贵族带头建立皇庄、官庄,直接经营土地。弘治二年(1489年)皇庄只有12800多顷,正德九年(1514年)增加到200919顷,7年间又猛增4倍有余。

  亲王、权贵、宦官以及各地地主也不甘寂寞,“多倚势恃强,视佃民为弱肉”大肆兼并。在土地兼并的狂潮中,农民的封建负担越来越多,赋役、田租和额外剥削不断加重。农民在困扰于賦重役繁的同时,又遇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这是加速农民大批逃亡流徙的催化剂。如正统十二年(1447年),山东青州府因地瘠民贫,差役繁重,再加上频年荒歉,粮食收成欠佳,造成大量农民逃离家乡四处寻食。仅诸城一县即有逃移者10300余户。

  天顺初年(1456年),豫东、鲁西地区又遭受特大涝灾。左佥都御史林聪,赈饥山东饥民达45万。明政府从万历四十年(1618年)起借口用兵,开始加派“辽饷”等苛捐杂税,而地主加紧用各种办法把赋税转嫁给小农,水灾、蝗灾和瘟疫又连绵不断,从万历到崇祯,半个多世纪,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而辽河流域从明朝建立时起,即为地广人稀之处。辽东地区更是土地肥肥沃,水甜山富,这对于躲避天灾的祸,疲于夺命的汉族人民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成为流民迁徙的“乐土”。

  二、汉族人口向辽河流域的迁徙

  明代的辽河流域,存在大量的汉族人口,他们主要集中在辽东都司境内。明代辽东都司统辖范围,“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明史·地理志》)的广大地域,约相当于今辽宁省的辖境。辽河流域的汉族人口,主要是在明朝建立以后迁入的,但明以前汉族人口就已经不断的入迁辽河流域。

  (一)明以前汉族人口迁居辽河流域简况

  两汉至隋时期是辽河流域汉族人数最初剧烈增加的时期。辽金元时期是辽河流域汉族人数第二次急剧增加的时期。汉族人民大量迁往辽河流域,始于辽朝。

  在10世纪辽朝对北宋的战争中,辽统治者不断通过战争和掠夺的方式,俘虏中原人口北上,使之定居于燕北蒙古及东北地区,大约—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中原迁往辽河流域的汉族人口大约有30万一40万人,辽代汉人在东北分布极为广泛,西至内蒙西拉木伦河和今河北承德市以西,南至渤海北岸,北至今嫩江下游的黑龙江泰来县,东南到鸭绿江畔。其中外来汉人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一是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的上京府,二是今辽宁省中西部的大定府,三是今内蒙古宁城县及其附近地区的中京道。从地域分布上,汉人主要集中于今西辽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

  12世纪初,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后,灭辽攻宋。金军在北宋境内的战争总与大规模的人口掳掠相伴随。曹勋于南宋初期出使金朝,到达金都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市南)便看见“自燕山向北,部以三分为率,南人居其二”。说明燕北蒙古及东北地区汉人之多。

  蒙元时期,大规模的移民重新开始。各地人民除被杀戮和逃亡外,北掳者甚多。这一时期北掠的人口主要安置在漠北草原地区。如永清县富户史秉直降蒙后,受命领蒙古军所掠的十余万家降人迁至漠北。同时,也有一部分汉族人口被安置在了辽河流域。随着蒙军战区的南移,俘虏人民北上的举动才渐渐停止。

  辽、金、元时期迁往辽河流域的汉族人口有100多万,加上其后裔,当时辽河流域应有二、三百万的汉族人口。元末明初,由于大规模的战争杀戮,以及灾疫流行,使当地的人口大量死亡,所余不多的汉人也多与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口相融合,以至于明代初年的历史上,根本见不到这一区域汉族土著人口的记载。

  (二)明代辽河流域汉族移民的来源

  明朝建立后,随着明军事取得节节胜利,明朝在东北的统治渐趋稳定。由于政治、军事和经济多方面的原因,汉族人口又开始迁入辽河流域,并主要分布于辽东地区。由于引发迁徙的原因不同,明代辽河流域移民的来源可分为不同的类型。

  1、军户移民

  明初辽河流域的汉族人口主要是随着辽东地区卫所的逐步设立而迁入的。洪武四年(1371年)2月,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其兵马钱粮之数”,遣使奉表降明,明廷即以刘益为指挥同知,同年五月,刘益被叛将故元平章洪保保等杀害。于是明廷派马云、叶旺率兵从山东登州渡海,“自金州而抵辽阳,设定辽都卫。既而分设定辽左等五卫并东宁卫、金、复、盖、海、四卫于沿边”,卫而改设都指挥使司统属之,招降纳附,开拓疆宇。“复于辽北分设沈阳、铁岭、三万、辽海四卫于开原等处,西抵山海,分设广宁及左、右、中卫、义州、宁远、广宁、左、右、中、前、后五卫于沿边,星罗棋布,塞冲据险,且守且耕。”随此进程,大量的汉族军人亦进入辽东地区,至洪武二十四年(1392年),辽东地区设17卫,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增至20卫,洪武二十八年(1396年)增至23卫。

  按照标准编制,每卫由5600名军士组成,按明代制度,军人戍边必须携家属前往,以每个军人携带2名家属计,洪武二十四年辽东军卫约有军人及其家属28.6万人,洪武二十六年有军人及其家属33.6万人。洪武二十八年则有军人及其家属38.6万人。除了东宁卫、三万卫等主要由女真人、朝鲜人等少数民族构成外,大部分为汉族人口。

  2、因罪徙边

  因获罪而被发配充军是明代辽东地区汉族人口的又一来源。他们虽是充军,成为军士,但与正籍服军役留戍辽东者不同。明初,朱元璋只有集中力量来对付盘距东北的元朝残余势力,才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但是当时明廷兵源不足,粮饷匮乏。为解决之个问题,明王朝便大量谪戍流人充军。一方面可以防止逃亡,便于控制;另一方面,还解决了兵源不足的问题。因此,明朝对于人民任何一点微小反抗行为,甚至没犯什么罪,也要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问罪,不是杀头,就是强迫充军。

  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规定:因罪充军者“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人发北平、大宁、辽东属卫”。充军者有“终身”和“永远”之分。终身,只限本人终身服军役,后者则子孙后代永远充军役,若有逃故也要“按籍勾补”。这种永远充军者连同其家属就成了累世定居边地的军户。明初执法严酷,因罪充军者“县以千数”其中相当多的一批人发配到了辽东。宣德三年,发配到辽东的流人达1635人。(《明实录》宣德三年七月戊辰条载)可见明代因罪徙边的汉族人口数量很大。

  3、自发移民

  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辽东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8人,属于中国人口的极稀疏地区。而与之隔海相望的胶东地区(山东登州和莱州两府),每平方公里人口却达到55人左右,相差悬殊。因此,空旷的辽东对胶东及内地人民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自发移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许多汉族人口因此而进入辽东地区进行土地开发,谋求生路。此外,还有许多从事辽东与内地之间长途贩运的内地商人。由于常年往来辽东,最后便在辽东定居下来。如江苏吴县人戴凯,弘治年间由明政府“给引前来辽东买卖”,后因买卖住久,便在辽东娶妻生子安了家,戴凯的儿子戴打儿也“系老引客商”,于正德年间入“自在州籍当差”。

  以《辽东志》和《全辽志》为例。考察《辽东志》修于正统年间,补修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全辽志》修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辽东志》卷三中,记载了各卫所寄籍人口共7111人,而在《全辽志》卷2中,则记载了各卫所寄籍人口9279人,后者比前者的记载多了30%,反映出随时代的推移辽东的寄籍人口有增加的趋势。从寄籍者的分布来看,辽东半岛南端各卫的寄籍人数最多,此即与山东流民泛海而来有关。

  4、俘虏移民

  这种移民方式主要存在于明末,后金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淸太宗皇太极在位期间,对中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肆抢掠,不仅将中原地区积蓄的物质财富洗劫一空,并且北掳了大量汉族人口,皇太极时期共有五次大规模的入塞掠夺。第一次是1629年11月中旬,皇太极率军攻明。前后计七个月。《满文老档》天聪四年二月初九日,关于此次北掳人口的数据:“前往办理潘家口事宜之阿山、杨善、龙什等。收编人口二百四十八,男丁六百,官布一万四千二百,携之前来”。这里北掳的248户,究竟多少人数,难以断定。如按小农之家,人有五口的保守统计,约为1200人。男丁600亦可肯定不在248户数之内,故北掳人数约在2000人。

  第二次是在1634年6月,前后入塞达50余日。《东华录》卷三中记有:“(此次出兵)斩明兵六千余人、俘人畜七万六千二百有奇,乃出边凯旋。”此数字是人畜混记,但北掳的人口数亦应不在少数。

  第三次是1636年7月,前后两个月。《满文老档》崇徳元年七月条记载,此次北掳人口共73292人。可谓数目巨大。

  第四次是1638年10月,前后历时七个多月。关于此战战果的汇报,《淸太宗实录》卷四五有如下记载:“左翼多尔疏曰:大军深入克城三十四座,降者六城,败敌十七阵。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右翼杜度疏曰:……共克十九城,降者二城,败敌十六阵。俘获人口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有三”。这一奏报,明确说明北掳人口合计为462303人。

  第五次是1642年11月初,皇太极任命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10万余人南征,历时8个月。淸军返回沈阳后,据《清太宗实录》卷六四载,阿巴泰等奏报如下……大军直抵明境……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驼、马、骡、牛、驴、羊共三十二万一千有奇。”

  五次总计北掳人口在95万人左右,足见明末被掳而进人辽河流域的汉族人口数量是巨大的。以上四种类型的汉族移民进入辽河流域后,主要分布于辽河中下游的辽东地区,亦有少部分汉人进入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一起致力于辽河流域的开发与建设。

  三、明代辽河流域汉民族迁徙的作用与影响

  明代人数众多的汉民族进入辽河流域后,对整个辽河流域的开发与建设,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与影响。

  (一)推动了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在辽东地区汉族人民的带动和影响下,女真、蒙古地区开始出现农业并逐步发展起来。手工业生产也发展起来。能够冶铁,进行铁器制造,每当迁居一地,即“设炉冶,以为久住之计。”纺织业也有了发展。万历年间,已有大量的“麻布”出售。明末人说他们“乐住种,善缉纺”就是明证。

  (二)促进了辽河流城经济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

  汉族人口入居辽东地区的同时,女真和蒙古族人民也纷纷南下、东进,辽河流域的商业经济也开始活跃起来。自永乐初迄万历年间,明廷沿辽东边墙先后开设了14处马市、木市等贸易集市。参加马市交易的,不仅有当地各族人民,而且有来自山东、山西、江浙等许多省份的内地商人,每市参加交易的人员,一般为数百,多时达2000人以上。交易繁荣,商品丰富,成交量也比较大。

  如广顺关一次市期出售貂皮1802张,蘑菇1147斤。镇北关一次市期出售人参995斤,铧子1134件。辽河流域的各族人民通过互市贸易,互通有无,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也增强了彼此间的联系与交流。

  (三)加速了辽河流城的民族融合,促进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汉族人民进人辽河流域后,由于与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域的接近,彼此联系增多,不仅极大的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也增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在建州、海西女真人频繁南迁进程中,早就有大量汉人逃亡、被掳到女真各部。这些逃亡和被掳汉人来到女真地区不仅杂居于女真部民中,而且渗入到每一个女真人家庭中,成为女真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绝大多数被掳汉人都与女真人同居共食,组成一个混合家庭。《李朝成宗实录》卷五十二成宗六年二月丁未条记载:成化元年(1465年)汉人阿家化说“俺年十四岁时,为建州贼松古老等所抢,随住其家,松古老妻一人,子二人,女一人,唐女二人。”可见,阿家化被松古老掳后,一直“随住其家”,两个民族的人共居一室,从生产技术到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必然会互相影响。互相取长补短。天长日久,必然融合为一。

  (四)增强了后金的军事力量,为其统一东北地区及攻灭明朝打下了坚实基础

  建州女真兴起后,统一女真各部,扫荡东北,进攻明朝,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一系列的胜利绝不只是靠建州本部人口取得的。大量的吸纳周边的汉族无疑在此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这些人口大多被编入了军事组织,随同女真人一起南征北战:尤其是汉军八旗的建立,至淸入关前,汉军八旗共编有160多个牛录,蒙古八旗共编有120多个牛录。这无疑是淸朝统治者进军关内的王牌。此外还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所统率的汉军。他们同样在淸初的历史上写下了自己的辉煌战绩。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后金攻打明朝的军事力量。

  (五)汉族知识分子加入后金统治集团,增强了后金的统治实力

  地处辽东一隅,尚较落后的满洲贵族要入主中原,必须笼络汉族地主阶级,首先是那些愿意归顺的头面人物,从而扩大统治基础,取得较成熟、较先进的政治经验。为此,后金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提髙汉人,首先是汉族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使较多的汉人进人统治者阶层。并通过科举考试,广泛的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扩大了统治基础。

  如鲍承先、商鸿中、范文程等汉族知识分子不仅在战略的制定上,更主要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制定上,发挥了主导作用。正是由于汉族知识分子的参与,促进了后金的经济改革、安定了社会秩序,加速了后金社会发展的进程,为淸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综述汉族的迁徙过程,其结果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了解、友谊与和好。使辽河流域得到了极大的开发,汉族与各族交错杂居加速了相互间的同化与融合,从而影响了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变化,加速了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转变。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淸)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明)明实录[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版.
  [3]刘铮,李竞能,人口理论教程[M]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4]孙进己,等、女真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5]李健才.明代东北[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6]付郎云,明代东北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J].求是学刊,1981,(2).
  [7]葛剑雄.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免责声明本网站是公益网站,一部分文章、图片、视频来源于其它媒介,文章内容属于原作者的观点表达,不一定代表本网站观点。本网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有任何侵犯个人权益和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相关评论
友情链接
 

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举报电话:024-57683537 投稿邮箱:fm684@qq.com

Copyright @ 2011-2012 FS7000.com All Right Reserved
 交流群 QQ:60343630 辽ICP备09010831-1号
本网法律顾问:ds视讯绿茵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林波   
「本网站独立运行,与任何机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