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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ds视讯

清朝入关前的农耕技术及其发展

时间:2019/6/19 20:30:27   作者:庄声   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8年第2期   评论:0
内容摘要:16世纪末,努尔哈赤举兵兴起以后对明朝的军事行动取得节节胜利,耕地面积逐步扩大,随之人口也剧增。迁徙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农业技术能够彻底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为稳定占领区的社会秩序,女真人推行了计丁授田政策

清朝入关前的农耕技术及其发展


  明朝时期的女真由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组成。*明朝对女真各部采取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政策,颁发敕书并在各女真部落中设立卫所,同时任命卫所长官为都督或都指挥使。14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女真社会以牧、猎、采为主的生产方式,逐渐转向农业生产经济([1],54页)。15世纪以来,通过东北亚地区展开的貂皮贸易活动,促使可耕地带的南方通古斯,即兀狄哈村落、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社会转向更加充实的农耕社会。至努尔哈赤兴起,女真人基本具备了以农业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2],637页;[3],610页)。建州卫努尔哈赤最初的都城费阿拉城(旧老城)修筑在硕里(满语:šoli)和嘉哈河(满语:giyaha)中间的山丘上,努尔哈赤在此居住了16年。万历三十一年(1603),又迁移到位于费阿拉城东北八里新修筑的赫图阿拉城。天命四年(1619)四月,再一次迁移到界藩城之前,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也居住了16年。努尔哈赤率领女真人进入辽沈地区之前,农业生产尚不是最主要的生存手段([4],18页)。


  万历二十四年(1596),访问努尔哈赤费阿拉城的朝鲜使臣申忠一所著《建州纪程图记》中记载,当时女真人经营的庄田主要在苏子河上游旺清边门外及沙向乃、佟家江、新开河和富尔江流域一带[5]。周藤吉之以《满文老档》为基础史料,结合汉文文献深入探讨了清朝入关前的旗地发展状况,指出了女真人进入辽东地区以后,制定了保障军粮的农业生产制度[6]。刘家驹认为,庄田的发展和扩大与建州卫的军事行动有密切的关系,庄田的来源多由赏赐和占取,耕作则委之自战争中俘获的奴隶,并且为筹饷与积粮实施了计口授田的政策([7],8~16页)。赵令志认为:女真人入辽沈前推行的是牛录农耕,而没有计划推行计丁授田制度([4],30页)。以上学者各抒己见,对明末清初女真社会的生产方式各自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他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清朝入关前土地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研究上。李令福虽然提及到女真人占领辽沈地区之后,其农耕生活受汉族农耕文化影响[8],可是对农耕文化究竟如何影响女真人的农耕生活探讨不充分。故本文以入关前的满文档案为基础史料,结合汉文文献中的相关记载,重点讨论女真人的南迁过程中受农耕生产方式的影响。

  1 生产基地的大迁徙

  16世纪末,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势力日益强大,打败九部联军之后,先后陆续兼并女真各部以及蒙古部众。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了国号为爱新国(满语:aisin gurun)、年号为天命(满语:abkai fulingga)的新政权。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向明朝正式宣战,先后攻破辽东地区的ds视讯和清河等地,为此明廷大为震恐,并大举出师以援辽东地区。七大恨全部内容收录在《满文原档》中,其第五条内容为:“不准收割历经几代守住汗边界之钗哈、法纳哈、三七拉等三处,女真耕种之粮食,汉(明)出兵逐之,其五恨也”([9],第1册,165~166页;[10],Ⅰ太祖1,87页;[11],上册,56页)。努尔哈赤起兵最初居住在费阿拉城[12,13],万历三十一年将政治重心迁移至赫图阿拉城,其地势比费阿拉城平坦,又离苏子河较近,地理位置非常的便利([14],50~56页)。旗地的发展和扩大,完全是和满洲的军事行动相配合的([7],3页)。面对女真人的侵犯,明朝绝不会坐以待毙,因而出现了第五条中驱逐女真人的事件。努尔哈赤主张历来守住的钗哈、法纳哈、三七拉等边界三处,与明朝文献中记载的“柴河”、“凡河”、“三岔儿”地名相对应。其中柴河,在“铁岭城北二里,源出城东松山之西诸山,西流由北城入辽海”;凡河,也作泛河,在“铁岭城南三十里处,源出松山东诸山,西流由城南至黄山塔北流入辽河”。[15]以铁岭城为中心的平原地带,其南北有自东向西流入辽河的两条河流,即“柴河”和“凡河”。铁岭城,即“辽之银州,北去中固三十里,南去泛河三十里,西去边二十五里,东去边四十里”[16]。铁岭城堡有镇西堡、殷家庄窠堡、曾迟堡、抚安堡等,而且柴河北有柴河堡,泛河南北有宋家泊堡、白家冲堡、泛河城等。这些地方地势平坦,而且气候较适合耕种各类农作物。

  南关海西女真哈达部在王台统治时期,其地界为威远堡到三岔儿,王台去世以后在猛骨孛罗统治时期,自抚安堡龙潭到三岔儿一处均被他侵占([17],卷519,6~7页)。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消灭了海西女真哈达部,后来就占领了这些地方。但是,明朝一方面承认威远堡到三岔儿地方曾经是属于南关海西女真哈达部的领地,而另一方没有允许努尔哈赤的侵占和扩耕行为。由此,明朝计划夺回原先属于哈达的领地,此时努尔哈赤势力还非常弱小,因而不得不弃田而退([9],第1册,48页;[10],Ⅰ太祖1,43~44页;[11],上册,29~30页)。其实,努尔哈赤吞并哈达部以后,又先后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和四十一年(1613)分别兼并了辉发部和乌拉部,随着女真各部的统一其势力也日渐壮大,先后占领了开原城和铁岭城([9],第1册,269页;[10],Ⅰ太祖1,169页;[11],上册,102~103页;[17],卷585,2页),其中还囊括了周边大小城堡[*],随后肆无忌惮地攻占明边城堡以及土地,毫不示弱,为此领土面积也逐步扩大。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天命三年八月十三日,为储备粮食,努尔哈赤派遣800名士兵分两队人马,前往浑河南北两岸进行农作物收割作业,出发前嘱咐夜晚不得宿住田间作业区,要选择比较隐蔽的地方。但是,其中率队到南岸的纳邻违背汗的指令,夜晚带领400名士兵就地宿住在田间。如此行为被明朝多次探视,因此在黎明时分对这些女真士兵进行了偷袭,完全没有防备的女真人伤亡十分惨重。消息传到后,努尔哈赤非常愤怒,当即严惩了违反军令的纳邻等人([9],第1册,194~199页;[10],Ⅰ太祖1,107~111页;[11],上册,66~68页)。这一年也是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向明朝正式宣战之年,随着战局的发展双方敌对关系已经处于炙热化状态。

  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努尔哈赤决定在界藩地区筑造新城。很快新城在第二年四月建成,因此努尔哈赤将政治重心又从赫图阿拉城迁移到修筑在浑河和苏子河交汇处的界藩城。该城是一座能窥视南北苏子河和浑河的山城([14],59页),主要利用了险峻的山势,也具备了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以此地作为攻击大明的前线基地,努尔哈赤开始了攻击明朝各城堡和夺取农作物的军事行动( [10],Ⅰ太祖1,250页;[11],上册,154页)[*]。筑城期间努尔哈赤也四处考察,寻找适合耕种开荒的土地([9],第1册,239~240页;[10],Ⅰ太祖1,144~145页;[11],上册,88页)。东北地区土地辽阔,人口稀少,有足够的土地可供女真人随处耕作,而他们屯田的动机是为了积粮筹饷,作攻取宁锦山海关的准备。清太祖、太宗这种循序渐进、以农养战、以战抚农的策略,很快收到预期的效果。([7],4页)

  天命四年(1619)三月,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女真部众在萨尔浒大败明军。这次战役大大助长了女真贵族扩大领地的野心,之后女真人反守为攻,肆无忌惮地向辽东进军,公然与明朝争夺这一地区的统治权[18]。六年,明朝军队终于抵挡不住女真人的强烈反击,沈阳城和辽阳城先后陷落,努尔哈赤趁机将政治重心转移到辽阳城,开始统辖辽东地区。攻陷辽阳、沈阳二城以后,女真人基本控制了辽河以东的广大土地,同时俘获了众多的汉人人口,因此当时实施了计口授田的政策,将辽阳和海州一带万晌田地,分配给驻扎该处的军士([7],3页)。普及耕种,不断扩大耕地面积,是清朝入关前满族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1],113页)。随着战局的发展,女真人领土面积也逐步扩大,由此出现就地筑城保护领地的情形。

  八旗制度具有独特性,以旗统人,平时从事农耕作业以及狩猎活动,战时则应征为战士。在逐步完善国家制度的过程中,其掌控者尤其重视农业。农作物生产除受气候变化和地理方面的制约外,人为因素影响也很大。入关前,田地通常交给拨什库管理,皇太极督促他们务必细心耕垦,否则将受到依法处置,可见农业生产已经是制度化。虽然创建八旗制度是“以旗统兵,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三项职能[19],但也曾出现过人员安排不合理,而导致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据天聪九年(1635)三月十四日记载:

  十四日,汗住三岔儿堡行猎三日,见山野草木茂盛,民之地耕种愆期。十七日,返盛京城。十八日,集众人于大衙门宣谕曰:“我出见民之地耕种愆期,盖因牛录章京优先考虑筑城事宜,限额男子中额外派工,致使耽搁耕种也。额外派工筑城,以致弃田,民何食也。因额外用工,以致弃田之牛录章京、小拨什库俱治罪”。([9],第9册,113页)

  三月正值春耕农忙时节,也是八旗官兵该下地务农的时候,皇太极视察各地,发现田地里只有茂盛的草木,而不见种植的农作物。事后了解,是为了筑城而耽搁了农业生产。虽然筑城关系到防御工事,但是农业生产可以解决民食问题,两者意义都非常重要。随后皇太极以八旗官兵应该合理安排生产作业为由,对相关敷衍农耕作业的人员进行了处罚。总之,女真人进入辽沈地区数年,其农业生产也已成为他们最主要的经济产业,然而国初制定的制度并不完善,以致出现了荒废田地的现象。

  由原来的山区地带迁徙到平原地带,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地理环境的改变,而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农业技术将彻底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地理、气候适合耕种农作物的农耕地自然受到女真人的垂青,他们也开始加强利用技术手段耕地。

  2 农耕技术的推进

  明代经济发展,城市兴起,小市民增多,顺应这一情势,出现了许多适应市民需要、描写市民生活的小说,如有名的“三言二拍”等[20]。民间还流传《三国演义》、《水浒传》、《万宝全书》等读物。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下令将书房文职人员分为两班,一班由库尔缠巴克什带领各笔贴式,主要负责处理朝廷内外的各种文书,另一班则由大海巴克什负责翻译汉文典籍。大海巴克什是将无圈点满文改为有圈点满文的学者,天聪六年(1632)七月,不幸因病英年早逝。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大海巴克什翻译的汉文典籍达数十种,包括儒家经典、兵家典籍以及佛教经典等。其中的《万宝》,即《万宝全书》,是一本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百科全书。虽然大海巴克什译本系列中的《万宝全书》未有遗存,但是通过万历年间刊印的《妙锦万宝全书》等[21],我们知道该书内容极其丰富,涉及范围广,且图文并茂,便于记忆,有很强的实用性[22]。该书内容包含了有关农业生产知识类的“农桑门”卷。该卷包括“耕获类”和“种诸色蔬菜”两部分,其中“耕获类”主要是由“开垦田法”和“耕田法”组成。此类日用百科全书有助于指导农业生产,也适合日常生活需要。这些民间类书流传到女真社会,无疑也影响了女真人的社会生产及生活方式。

  古代农民早就观察到要想恢复地力使作物生长良好并提高产量,必须用各种办法使土壤损失之养分再回到土壤之中([23],400页;[24],325页)。《万宝全书》开垦田法中写道:“凡开垦荒田,须要烧云(去)野草,犁过,先种芝麻一年,便草木之根败烂,后种五谷,则无荒草之害。盖芝麻之于草木,若锡之于五金,忤相制也,务农者不可不知。”([21],196页)土地在能耕种农作物之前,首先需要对土地进行修整处理,通常第一年耕种作为优质肥料的芝麻,次年才开始种植其他五谷作物。人们认识到肥料可以使土壤肥沃,在农业生产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对肥料的收集与施肥也都有了充分的认识[25]。徐光启引《王祯农书》曰:“田有良薄,土有肥硗,耕农之事,粪壤为急。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踏粪之法,凡人家秋收后,场上所有穰谷积等,并须收贮一处。每日布牛之脚下,三寸厚,经宿,牛以蹂践,便溺成粪。平日收聚,除置院内堆积之。每日俱如前法。至春,可得粪三十余车。至夏月之间,即载粪粪地,亩用五车,计三十车可粪六亩。匀摊,耕盖,即地肥沃,兼可堆粪行。”([26],上册,137~138页)徐光启提到的是堆肥的调制和收集方法。堆肥,即将家畜粪堆在一起进行长时间的自然腐烂,在自然腐烂的过程中,可以消灭畜粪中的有害微生物,进而成为熟肥。熟肥用于耕地作物,对农作物增产将大有帮助。

  关于女真人圈养家畜的状况在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中有些许记载,由此可知女真人有足够的畜肥。申忠一同时对蒙古人的施肥方法也有所描述,如“蒙古春耕时多聚人马于平野,累日使之践踏粪秽后,播黍粟、蜀秫诸种,又使人马践踏。至耘治收获时,令军人齐力云”[5]。蒙古人开春将马赶到耕种农作物的田地喂养,马群排泄的粪便便是最好的肥料。耕种时将肥料平铺在地面,犁地的同时带入土中,这样有助于增加土壤中的矿物质,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崇德元年(1636)十月二十七日,户部承政英古尔岱、马富塔,于大政殿集众人宣谕曰:“尔等有粮藏粮者,为何待粮价高涨出售。今计尔等家口相当粮食,余粮皆拿出既往市井售出。有粮之人拒不出售,即令八家各出百石于市井出售。另,湿地种植粳米、稗子、高粱;干燥之地,种植其他作物;地里勤运肥料(满语:hūkūn)。因露合宜应早耕,田地非因露合宜,误期耕种,则粮从何得?如及早耕耘,适时栽培,则粮可得矣。”([9],第4册,551~552页;[10],Ⅰ太祖1,1362~1363页;[11],上册,1643页)皇太极对诸王等待粮价高腾,然后出售粮食的想法异常愤怒,为此强行将诸王库存粮食各取出一百石投放到市场出售。采取了抛售粮食的措施,显然是为降低市场粮食价格。特意强调耕地需要实施肥料,显然满洲人也早已关*到耕种农作物土壤和地力的重要性,也*意到地力与产量成正比的问题。皇太极还推行了济贫使富或均贫富的政策([1],112页),对不会种植作物的人士,也制定了赏赐人口、耕牛、田地等援助政策[27,28]。这些政策和措施充分体现了女真政权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中国农民具有实际经验以掌握施肥之原则,非常熟悉施用有机物质,除提供作物之营养成分外,尚可改良土壤结构,并提高保水力([23],441页,[24],334~335页)。

  东北草原土壤多为肥沃的黑钙土,气候变化非常大。冬季自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温度常降至零下三十度,冰天雪地,河水冻结,无霜期仅五个月([23],15~16页,[24],13页)。气候的寒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成长。据《便民图纂》记载:“春耕宜迟,秋耕宜早。宜迟者以春冻渐解,地气如通,虽坚硬强土亦可犁锄;宜早者欲乘天气未寒,将阳和之气掩在地中故也。” [29][*]气候对春秋开耕收获皆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天气阴晴冷暖关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农业生产则主张春迟秋早的策略。皇太极也关*到了适时耕种的问题。女真人聚居地气温较低,常因等待气温回升,而错过了开耕时机。崇德二年(1637)二月皇太极谕曰:

  宽温仁圣汗谕户部多罗贝勒,去年因春寒,耕种失时,以致乏粮。今春又寒,然勿以寒而误农时,及早耕种,预先耘治。耕耘及时,则稼无病灾,必有收获也。若耕种失时,耘治愆期,栽培不及,则庄稼或被虫灾或为水涝,失者是也。凡干燥之地,则因地耕种小米、小黄米等,湿地则种高粱、稗子。凡远近之地田亩,皆由屯拨什库勤督耕耘。若拨什库不勤督耕耘,则依法处之。[30- 32]

  上一年春季因天气异常寒冷,农作物未能及时耕种,致使影响了作物的收成,今春气候运行状况与上年雷同,皇太极建议不要重蹈覆辙,应该及时耕种作物。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好坏与否,与气候冷暖、寒潮节气发生情况有直接的关联。气温低于作物生理下限温度,会导致农作物生育期延迟或受损、减产,是影响农作物生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古代农历的二十四节气中,在春初有雨水、惊蛰,在秋天有寒露、霜降,均显示着温度对农业的重要性。粮食作物如小麦、水稻对温度也极敏感,幼苗尤甚,各地区冬小麦与春小麦播种期都有一定的期限,错过时机,播得过迟或过早,都会影响收获[33]。春种秋收,耕农依时,这是北方农业民族的传统信条。只要耕耘及时,则不伤禾稼,可以防灾,如果播种迟疑,耕耘不足,必有虫灾。([1],108页)正如孟子所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

  皇太极反复强调耕种作物需要实施肥料,同时还要求湿地应该种植稗子和高粱[34,35],而干旱地带则种植小米和小黄米。高粱作为东北传统粮作,俗称红粮,可做饭糕,又可酿酒、饲畜,秸杆用于建房,利于民生者最溥,而且高粱特别适宜东北地区的自然条件,其根系深固,可以有效地吸收土壤深层养分以抗干旱倒伏,其株节高大,成熟期间又不怕洪涝灾害,因此能够稳产高产,一般每晌收获四至六石,超过其他常种作物[36]。而小米是一年生禾本科植物,性喜温暖,特别耐旱,能抗病虫害,又不怕酸碱,适应性极强,适合土壤贫瘠的自然环境,所以在中国南北干旱地区、贫瘠山区都有种植[37]。小米多分布于高坡地,平地则以玉米及高粱为主([23],16页;[24],13页)。

  3 农具的多样化

  明朝中叶以后建州女真的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农业生产所需的耕牛和农具,均依靠采集物和狩猎品与周边交换获得。当时的建州女真经济仍以渔猎畜牧为主,其农业生产是补充经济([4],17~18页)。故入关前的女真农业经济,是在原有游牧、狩猎、采集等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由于不断吸收明朝和朝鲜的先进人才、技术和工具,特别是进入辽沈地区,全面接受明朝辽东农业基础之后而得以飞速发展([1],103~104页)。

  15、16世纪,随着东北亚貂皮贸易的展开,女真人最想得到的交易品,不是农产品而是农耕用具。可耕地带的南方通古斯居民,直接或间接通过商人经明朝及朝鲜等国家输入耕牛、农具。位于中间贸易地带以及可耕地带的女真人,为提高自身生产力而有着强烈的意愿与期待([2],634页;[3],607页)。实则早期通过貂皮贸易,女真人从明朝和朝鲜输入的商品种类不是很多,主要有“耕牛”、“马匹”、“农具”([9],第9册,59~62页),有时也因种种原因无法得到所需商品([2],625~633页;[3],598~606页)。随着贸易的发展,耕牛和农具成为固定的两大输入商品。努尔哈赤时期主要以皮毛贸易从朝鲜换取耕牛,从而进行农业生产[*]。借助朝鲜的耕牛女真人的农业技术得以迅速发展,辽东都司有时也向朝鲜提出进献耕牛的要求,以求解决军屯耕牛不足状况[38]。

  马匹[39]对社会生产起着重要作用,军事方面用途也较大,通常部落的强弱以骑兵多寡为标志。女真社会生产马匹主要用于野外狩猎和采集,有时也用于农田耕作([1],13页)。入关前女真人进行农耕作业,通常在缺乏耕牛的情况下以骡、马、驴等家畜替代。天聪四年(1630)正月,滦州守备李继全投靠爱新国,随后授予他备御职,并授张文秀为知州,将滦州事宜交与二人处理([9],第7册,16页;[10],Ⅳ太宗1,285页;[11],下册,975页)。他们上任之后不久的同年二月上报如下工作情况:“遣往乐亭之人尚未到达,据风闻已于初二日剃头等语,实情尚未闻知。另,还未得遣人探信合适之人。滦州一带村中,城内来人甚多。李备御因无耕畜,来请大臣等议给无主幼骡二匹。高游击欲予我二人,予我牛、驴,始耕种城南无主之田,若不获准则罢。张知府患病,城内之事无人管,二贝勒可否议遣聪慧官员乎?”[9],第7册,48~49页;[10],Ⅳ太宗1,310~311页;[11],下册,990~991页)战乱之际为了不影响农耕生产,滦州备御李继全想到了妥善安置逃来移民的办法,请求贝勒们提供农耕用具和规划耕作土地,同时要求派遣官员替代患病的张知府。两日后得到了贝勒的答复,云:“督促滦州人从速耕田,现遣官员委任。” [9],第7册,50页;[10],Ⅳ太宗1,313~314页;[11],下册,993页) [*]可见,贝勒们即刻满足了李继全的请求。

  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主动向科尔沁蒙古明安贝勒求婚,明安贝勒答应并亲送其女聘嫁努尔哈赤,由此拉开了满蒙联姻的序幕[40]。此次联姻标志着双方确立了军事联盟的关系,而在进入辽沈战役中蒙古人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历来以游牧为主狩猎为辅的蒙古人随着女真人战争的胜利南迁到气候温和、雨量充实、适宜耕种的辽沈地区,对他们的生活和生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天命九年(1624)正月十三日致复州、盖州之蒙古书,努尔哈赤谕曰:

  着游牧复州之蒙古及居盖州之蒙古,留存种子,本年耕地,新粮不发给尔等,无牛之人,以马、骡、驴耕之。恩格德尔额驸兄弟五百家已到,斋赛之蒙古五百家已到,且仍有陆续前来者,汗之库粮,将分给新来之人。尔等勿误农,不给新粮。勿等待蒙古农时(满语:tarire biya),当按女真、汉人农时耕种。至于不耕田之人欲逃回者,乃不可信者,尔等有何差赋乎。当各勤于糊口之食,蒙古所辖之八备御,尔等善督之。([9],第4册,210~211页;[10],Ⅱ太祖2,900~901页;[11],上册,582页)

  显然,早已抵达辽东以南复州和盖州地区,部分以游牧生活为主的蒙古部众,除了过着游牧生活以外还兼营着农业生产,其生产能力已经基本达到自给自足。朝廷对于陆续迁来部众给予了适当的粮食援助,并督促早已移居的部众,不要耽搁耕种粮食,朝廷将不再进行援助;新移居者才是优先考虑的援助对象,如果没有耕牛以马、骡、驴等家畜代之,并告知他们不得采用蒙古农时,而是要采用女真人或汉人的农时进行耕垦田地的作业。显然,迁来的蒙古部众也并非完全不懂耕地,朝廷只是提醒他们南北纬度的不同气候也有一定的差异。辽东地区的南部辽河平原与北部的松嫩平原气候差异较大,农作物的耕种农时也有所不同;播种期并非任意选定,必须根据禾实成熟或可采摘的时间而决定播种日期,不容稍有失误;任何差错均可使作物生长停顿,收获减少([23],338~339页;[24],272页)。

  农耕与游牧是根植于不同文化背景和自然条件下的两种生产形式,两者之间虽然在生产地域上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但双方的相互渗透与扩散却往往需要借助外来因素推动。作为强有力的外来因素,民族间的征战与人口迁移,在农牧生产形式转移过程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41]。因为气候转向寒冷,明代永乐以后大量北边卫所南撤,在长城以北主要体现在兀良哈三卫的南迁[42],而努尔哈赤率领蒙古部众,迁入辽东偏南区域后的情形更为复杂。复州和盖州一带气候温暖,开耕期应早于嫩江一带,需要因地适宜适时耕种,迁徙到南部一带的蒙古人有的从事游牧,也有的从事农业生产,足见该地区存在农区和牧区的交错地带([9],第4册,33~36页;[10],Ⅱ太祖2,806~808页;[11],上册,517~518页)。在统治阶层的影响下,以游牧生活为主的蒙古部众迁徙以后其生产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辽河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合耕种各类农作物。土地在种植农作物之前首先需要整地犁田,以畜力牵引犁翻转土壤,也就是进行所谓的犁地翻土工序,为播种农作物做好前期准备。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北方农俗所传,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犂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执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法定”([26],上册,125页)。铁犁最少用两头牛牵引,以牛的强弱来决定耕地面积的大小。拖曳的牛数不等,犁的大小也就不同,一般较大的利于深耕且面积大,从而有助于增加产量。犁起到耕耘土地,使土壤破碎、翻转的作用。犁铧的作用是耕开土壤,由于中间突棱的作用,一面向前耕开土壤,一面使土壤向两边微微分散,形成垄沟。但耕地不仅要求破碎土壤,更要翻转土壤,特别是在收获以后,地面上长有不少杂草,需要破碎板结的土壤进行深耕,并把杂草翻转在下,腐烂成肥,有时更能起到杀虫的作用,达到这种挤压破碎并翻转土壤作用的就是犁壁[43]。具有曲面之铁质犁壁耕犁翻土之效率极高,盖可减少土块之摩擦,土块必可毫无阻碍而滑过犁鐴([23],259页;[24],199~201页)。

  女真社会在明初就已经有较成熟的制铁技术,并且有精锐的农具和军械,耕作依靠铁铧牛耕,战争凭借弓矢刀枪[44]。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后,接管了明朝的整套矿山设备和工匠,使建州女真的制铁业得以更快发展。从进入辽东开始,铁矿的冶炼除兵器外,锄、铧、斧、铲等皆能打造[45]。天命七年(1622)三月,努尔哈赤谕萨尔浒中军曰:“据闻尔八城迁来新户之汉人,其耕牛有犁铧、豆子籽种者,无者甚少。已有者不得带来,冒领者罪之。无者酌情发给我所铸造犁铧。犁头不足,前往清河取之。豆种足用则已,不足则打青豆取之。”([9],第2册,505页;[10],Ⅱ太祖2,573页;[11],上册,358页)根据朝鲜人的记录,居住在女真地区的务农者不需要负担赋税和徭役,其舒适感在明朝统治领地是感受不到的。所以,萨尔浒战役胜利之后,辽东地区的汉人陆续投靠到爱新国。投靠者有自带农具的,而无带农具者则由女真人配备犁铧等,配备的还是女真人铸造的犁铧。可见当时的铁器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

  犁铧,满语称为halhan ofoho。halhan在《御制增订清文鉴》中解释为anja de ašumbuha usin ubašara sele be halhan sembi[46](译文:犁上衔入耕田之铁曰犁铧),而ofoho解释为halhan i dele hetu sindaha boihon waliyara sele be ofoho sembi[46](译文:犁铧之上横置,拨土之铁曰犁镜)。因此,halhan即犁头,ofoho即犁镜也就是犁壁。另外,在《满文原档》等史料中,也出现了镰刀(hadafun)、锄(homin)、锹(coo)、叉(šaka)、镢(sacikū)、铁杴(selei uldefun)、木杴(uldefun)等农具名词,除锹有来自汉语借词之嫌外,其他均是满语专用名词[*]。总之农业生产是离不开农具,女真人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借助汉人的先进生产技术,得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随后各种制度也相继颁布,崇德三年(1638)更是制定了一具犁上交粮食60石,不达定额者给予相应处罚的制度(详见表1)。

  4 结 语

  东北气候严寒,北部与南部又大有差异。北部黑龙江一带冬季北风凛冽,四野寒冬,常降至零下40摄氏度。河流结冰,可任车马奔驰,平原积雪,恒数月而不溶,虽至盛夏温度不过18度,可称冱寒地带。而南部两省与西部之热河,则寒暖适宜,气候温和,尤以辽东半岛一带属海洋性气候。更为宜人的辽河与松花江两流域则为冲击地,莽莽平原土地肥沃,是宜于农事、利于民生的富饶之区[47]。

  17世纪初,努尔哈赤率领统一后的女真各部逐步迁移到气候温和寒暖适宜的辽东地区可耕地带,最终将政治重心迁移并设立在沈阳。这是女真人最大规模的迁徙。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冲击下,女真人逐渐开始适应全新的农耕环境。为稳定社会秩序,女真政权推行了计丁授田政策,此举也为女真人的农业生产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栽培农作物除了正确掌握作物习性和生长规律以外,还必须懂得气候变化和土壤肥力的合理利用规律。民间广泛流传的诸如《万宝全书》类日用百科类书籍,出现在女真人的翻译书目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东地区生活知识读物的普及状况。这些读物同时影响并丰富了南迁后的女真人读书生活及农业生产。多样化农具的使用更能说明农业科技的发展以及传播的多样性。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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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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