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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遗存

辽东半岛石棚墓与大石盖墓的年代关系问题

时间:2019/8/5 21:48:40   作者:汤隆皓   来源:《文化学刊》 2018年第9期   评论:0
内容摘要:ds视讯,山龙峪石棚大石桥石棚  目前,我国有很多学者都对辽东半岛石棚墓与大石盖墓做过调查研究,但比较其年代关系者却很少。一部分学者认为石棚墓是由大石盖墓发展而来的,而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大石盖墓是石棚墓发展的结果。笔者认为,判定两种墓葬形制的年代关系不能只依据形态...

辽东半岛石棚墓与大石盖墓的年代关系问题
ds视讯,山龙峪石棚


辽东半岛石棚墓与大石盖墓的年代关系问题
大石桥石棚


  目前,我国有很多学者都对辽东半岛石棚墓与大石盖墓做过调查研究,但比较其年代关系者却很少。一部分学者认为石棚墓是由大石盖墓发展而来的,而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大石盖墓是石棚墓发展的结果。笔者认为,判定两种墓葬形制的年代关系不能只依据形态,将石棚墓与大石盖墓和辽东地区的石板墓放在一起进行交叉断代研究才可知大石盖墓确乎晚于石棚墓。

  辽东半岛是我国境内石棚墓与大石盖墓的主要集中区,弄清其发展轨迹和演化顺序对于了解这一地区的古代文化十分重要。尽管以往的学者对这一地区的石棚墓做过许多调查梳理,对大石盖墓及其所代表的双房文化也做过很多研究,但有关石棚墓与大石盖墓的对比分析,尤其是年代上的比较,却十分匮乏。本文试图运用类型学及交叉断代法对这一地区相关墓葬中出土的陶器进行分析,从而确定辽东半岛石棚墓与大石盖墓的年代关系。

  一、对石棚墓及大石盖墓年代关系的认识

  我们先来总结回顾学者们对石棚墓及大石盖墓发展序列的看法。他们对石棚墓和大石盖墓进行的形制分类对于我们认识这两种墓制以及以后的研究都颇有帮助。

  王嗣洲根据形制的大小,将辽东半岛的石棚墓分大、中、小三种。[1]第一类为大型石棚墓,多分布于较高的山丘顶部和台地上,所用石材均经凿制加工,制作精细,典型墓例如海城市析木城等。第二类为中型石棚墓,主要分布于较低矮的台地或平地上,其石材稍事加工,代表有金州小关屯等。第三类为小型石棚墓。这类墓多分布在低矮的台地和平地上,其石材一般不会经过加工,代表者如庄河市栗子房王家沟等。

  不过这个分类并非必要,因为三种类型墓葬的形制结构其实没有区别,只是在尺寸上略有区别,而且这个尺寸的差别凭肉眼很难精确判断归类,实不足以构成分类的要素。

  辽东半岛的大石盖墓的石盖大多裸露于地表,石盖多经加工,有长方形、圆形和不规则形,有的墓底铺有底石。墓葬一般分布在较低矮的台地或平地上,少则几座,多则十几座聚集在一起,形成大石盖墓群。王嗣洲根据大石盖墓的形制,将其分四种类型。第一类为石盖石板墓,四壁以石板构筑,墓底铺石板,石盖为圆形,如普兰店双房石盖墓6;第二类为石盖砌石墓,四壁用自然石块砌成,叠压规整,墓室呈长方形,如凤城东山石盖墓;第三类为盖石土坑墓,这类墓是在地上挖一土坑,上覆一大石盖,如普兰店碧流河大石盖墓24;第四类为石盖垫石墓,即在地上摆放几块石头,似为墓圹,然后盖上一块大石作为墓盖,如普兰店碧流河墓群中的个别墓。[2]

  学者们从依据墓葬形制进行分类,实际上也包含着分期的意味。以上的分类,就被认为是从大到小的发展序列,第一类大型石棚墓时代最早,然后逐渐向第三类小型石棚墓发展。[3]

  没有器物排队,亦无地层关系,仅据进化理论下的一种推论,是不具有任何说服力的,情况有可能恰恰相反,正如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发展序列也许是小型石棚墓最早,然后逐次向大型石棚墓过渡,孙福海等人就将石棚分为三期(小、中、大)五式(小I、小II、小III),认为发展序列是由小到大[4];或认为石棚墓与石盖墓(支石墓)之间的关系是时间上的早晚关系,亦即自下而上,即从地下的支石墓到地面的石棚墓的发展过程。[5]

  而有的学者却认为是由上而下的发展过程。[6]也有学者认为支石墓和石棚墓是同时代的,区别在于石棚墓是有地位的人的墓,而大石盖墓则为平民墓。[7]还有学者结合朝鲜半岛的支石墓及其分类,将支石墓和石棚墓放在一起用类型学的方法分成A、B、C、D四型,然后各型之下再分式,其型与式之间均有着时间上的区别。[8]

  二、根据出土陶器建立辽东半岛石棚墓和大石盖墓的发展序列

  由于缺乏确切的地层关系,石棚墓与大石盖墓年代的研究只能依据类型学,以及交叉断代的方法进行。以上所述是从墓葬形制着眼而进行的分类,不过要进行更为准确的分类和排序,还需根据出土器物进行。由于石棚墓均遭到了破坏,出土器物几乎不见,所以依靠出土器物进行分类排队,只能通过对石盖墓的发掘来进行。

  辽东半岛最早根据出土器物来确定时代的是辽宁新金县双房石盖石棺墓。20世纪80年代初,辽宁新金县双房石盖石棺墓出土曲宽叶大弧刃剑一柄、直口筒形罐两件、陶壶两件。发掘者指出,该墓的青铜短剑形制与宁城南山根、乌金塘青铜短剑相似,时代也应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东北地区的青铜剑形态富于变化,林沄先生的扛鼎之作《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也为其建立了一个可靠的时空体系 [不过林先生的分类体系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比如林先生把辽阳二道河子的剑身排定为已发表资料中最早的形式,并由此否定东北系青铜剑自西向东传播的说法。但迟雷、靳枫毅等先生认为辽阳二道河子出土的青铜剑只是一个地区性的特例,而从整体上来看,“曲刃青铜剑起源于辽西地区”],但遗憾的是巨石墓中出土的青铜剑数量太少,无法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中作为断代的标型器。所以对于石盖墓的分类排队,恐怕还得依靠出土的陶器。谈到陶器排队,由于石盖墓出土的陶器太少,无法形成序列,所以我们在做陶器类型学研究时,不得不涉及其他石构遗迹出土的陶器,以资比较。

  在器物排序上,学者们通常使用横联法或交叉断代法①,如新金双房2号石棚墓出土的陶壶施有网格划纹和刺点纹,肩部附加桥状横耳、贴塑小纽,除此以外还出土有直口筒形口沿有附加堆纹的陶罐。这些陶器的纹饰与形制都接近上马石上层和于家村上层,而于家村上层的碳14的年代为距今3 280±85年,上马石上层为3 130±100年,故该墓时代也有可能早到商末周初。[9]此外,同时代非巨石墓出土的大量的陶器资料也可作为支石墓排队的参考资料,区域性的陶器谱系研究等都会为我们建立大石盖墓的编年提供依据。

  蔺新建、李晓钟于1993年对辽宁地区青铜时代的陶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进行了大致的编年,这为我们推断大石盖墓的年代提供了帮助。他们将辽宁的陶壶分作辽南、辽东、辽北和辽西等区域进行探讨,本文主要讨论辽南地区,所以主要分析辽南地区陶壶的演变历程。

辽东半岛石棚墓与大石盖墓的年代关系问题
图1 辽南区陶壶分类(采自蔺新建1993的研究)

  辽南区,也就是辽东半岛,这个区包括大连和营口,是与本文讨论的大石盖墓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地区。辽东半岛的陶壶大体上可分为三个类型:A型长颈壶、B型大口壶和C型曲颈壶(图1)。

  在辽南地区,最早仅存在两种形制的壶,即A、B型壶。其中由早至晚延续使用的唯有A型壶,这类长颈壶由尖唇变成圆唇,由直颈逐渐变为斜颈,由圆腹逐渐发展成鼓腹,由平底至出现微圈足,增加了容积。

  B型大口壶应是具有辽南浓厚地方特色的形制。这类壶从早期的瘦腹逐渐变为鼓腹,而后又略微折肩,小平底。领部施纹是其一大特色,后逐渐呈折沿状,至于家坨头期,风格发生重大变化而渐趋式微,以致消失。

  C型曲颈壶②是继大口壶的渐趋式微而出现的新的形制。从器型和风格上来看,其似乎并非由B型壶演变而来,而是另有所宗。但它又的确是继A型长颈壶衰落、B型大口壶消失后出现的新器型。这种小圈足,曲颈鼓腹的形制刚出现时为无耳圆腹,至双房石棺墓期出现横贯耳,双耳上翘,腹下垂,并与东北系青铜剑共存,此种形制的壶在辽宁地区的出现标志着这类陶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0]

  C型曲颈壶是辽东半岛地区一个极富特色的陶器类型,也是一个具有断代意义的器物。它最早出现在于家村坨头墓地[注],在更早的如小珠山上层、双坨子等早期文化中均不可见,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壶可能是由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洼文化的同类器物发展而来。[11]蔺新建等人认为,带横贯耳的曲颈壶可能起源于辽西小河沿或后红山文化,因为那里出现了大量的双腹耳陶壶。

  实际上这一问题涉及的不仅是双腹耳陶壶问题,就大石盖墓出土的深腹罐以及石棺葬本身而言,恐怕还会探及辽西这一源头。石板(棺)墓和积石墓早在辽西白音长汗二期的甲类遗存(距今8000年前)中就已出现[12],并出土有口沿有附加堆纹的直口筒形罐(或称重唇罐)。但辽东的大石盖墓是否和辽西有密切的关系,尽管有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有渊源关系[13],但并无确凿的考古材料证据。我们应该注意到,随葬品方面的相似性或渊源关系,并不能推及或说明墓葬形制的渊源关系。

  据目前的资料来看,辽东半岛大石盖墓中当以双房墓地出现的时代最早,其可能与于家村上层的坨头墓地出现在同一时代,于家村上层的碳14年代为距今3 280±85年,学者们对此已达成共识,所以我们也可探知大石盖墓最早出现的年代。[14]不过双房墓地真的是最早的大石盖墓吗?

  前面援引的蔺新建的排序指出,C型曲颈壶(桥形横耳者)最早出现在双房墓地,蔺氏云C型壶替代了B型大口壶,也许这个分析和观察是正确的,不过本文主要探讨A型壶和C型壶之间的关系,因为B型壶在大石盖墓中并不是典型器物。我们所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A型壶和C型壶之间似乎也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在大石盖墓中,二者很少甚至不见有共存现象。如是,这两种壶便具有了标型学意义。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这种A型长颈壶属于双坨子遗址下层的典型器物,被认为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珠山上层发展而来的。[15]从器形的逻辑演变关系上来看,这种长颈壶出现在碧流河和上马石大石盖墓,之后便不复存在,显代之而出现的便是C型曲颈壶。那么就大石盖墓的情况来看,碧流河、上马石和双房墓地应该是大石盖墓发展中的一个分界点:双房墓地中的C型曲颈壶代替了碧流河和上马石墓地中的A型长颈壶。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碧流河的墓葬形制也似乎是由石棺(板)墓向石盖墓变化的一个分界点。碧流河大石盖墓的结构是自地表向下挖一土坑,或者不挖土坑,在地表上垫几块石头,然后盖上一块大石块作为上盖。石块重者达数顿,多数经过加工,周边整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石盖墓的前端往往用石板堆砌出一个小石箱,用以置放陶罐等随葬品[16],尽管石棺葬此后继续与大石盖墓同时存在,但在大石盖墓的系统中,这似乎是先前石棺的遗型演变。

辽东半岛石棚墓与大石盖墓的年代关系问题
图2 辽东半岛石棚墓和大石盖墓及其出土陶器的拟构发展序列

  根据这一认识,笔者拟构了一张石棚墓和大石盖墓及其出土陶器的分类排序表(图2),并以石棺墓为媒介,对石棚墓与大石盖墓进行交叉断代研究。这张表中,包含有几个可确定二者相对年代的依据。第一,于家村上层的坨头墓地,尽管它不是本文所讨论的大石盖墓,但它所出土的无耳曲颈壶及其确定的年代,乃是我们参照的重要依据。第二,辽阳二道河子墓[17]和双房六号墓[18],这两座墓各出铜剑一把。

  辽阳二道河子墓出土的铜剑根据林沄先生的分类应为A型I式剑;双房六号墓出土的铜剑根据林沄先生的分类应为A型II式剑。所以,在相对年代上辽阳二道河子墓应早于双房六号墓。第三,由于不见A型长颈壶和C型曲颈壶共存,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二者之间是一个替代和转化,抑或是其他关系,主要是二者之间先后顺序关系的不同。从地层学材料中,我们可得知A型长颈壶要早于C型曲颈壶,二者之间的相对年代也便由此可以确定。第四,石构墓中与曲颈壶和长颈壶共出的常见陶器还有深腹罐,其的形态逻辑关系也是我们应考虑的一个因素。在上文列出的拟构的排序中,深腹罐的逻辑关系显得更为清晰和合理。

  在分类排序表建立起来后,我们就可根据这个排序表来探讨石构墓的发展与变化。从表中出土器物的年代顺序来看,大盖石墓确乎晚于石棚墓,这是依据盖县伙家堡石棚墓和复县铧铜矿石棚墓得出的。两个石棚墓出土的随葬器物相似,均有叠唇筒形罐和长颈壶。笔者以铧铜矿石棚墓为例来讨论。

  该石棚是1939年由日本学者三宅俊成调查和发掘的,共4处,位于复县李官乡铧铜矿村,现已不存。据资料所知,石棚四壁套合成箱形,盖石伸出壁石之外,有棚檐。该石棚出土有叠唇筒形罐、直领鼓腹壶、多瘤状石杖头以及人骨等。[19]这几乎是仅有的两处出土陶器的石棚墓,而根据陶器排队,直领(长颈)鼓腹壶属于A型,早于C型曲颈壶,所以石棚墓应早于大石盖墓。

  根据器型,铧铜矿出土的这种壶应该相当于蔺新建等人分类的A型III式或IV式,在上文笔者构建的排序表中应该排在碧流河和于家坨头墓之间;而同出的叠唇筒形罐按照器型来看,也应排在这个位置。根据小珠山出土的有地层关系的深腹罐的演变情况来看,其实辽东包括新石器时代的这种多瘤状杖头在上马石上层文化中也曾发现,故笔者认为二者应该有联系。[20]据此来看,以大石盖墓和C型曲颈壶为主要特征的碧流河、上马石和双房等地的考古学文化,便与其前后以及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形成了一种区别。

  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这种区别,有的学者认为称其为“双房遗存”[21],有人认为是“双房类型”[22],有人则建议直接称其为“双房文化”[23]。

  凤城县发现的大石盖墓地是一个很有断代意义的墓地,该墓地1989年在东山地点发掘,后又于1992年在西山地点发掘。这个墓地不仅在时间上有早晚之分,而且在空间上也融合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因素。

  1989年M6出土了一种腹部呈橄榄状的直耳高领壶(亦即表中排在最上或最后的器物[注]),这是辽东半岛早期大石盖墓中很少见的陶器。据称这种陶器与本溪地区山城子洞穴墓出土的山城子文化陶壶相似,故被认为是本溪洞穴墓的文化因素。[24]与这种壶同出的还有C型曲颈壶,笔者认为此时出土的C型曲颈壶应是C型曲颈壶发展的晚期形式,所以笔者将其排在整个大石盖墓序列的最后。

  但这个墓地也出土有具有早期形式的壶,如东山墓20的长颈壶,应属于蔺式分类的A型壶,放在序列中碧流河前后的位置比较合适;西山墓1出土C型壶,则与双房六号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很相似。凤城墓比较有意义的是提供了石板墓向大石盖墓过渡的依据。东山墓20是石板墓[注],出土A型长颈壶,而西山墓1为大石盖墓,出土C型曲颈壶。凤城石板墓和大石盖墓的时代大约与双房墓相当,而就双房墓中出土的A型I式曲刃铜剑的类型学风格来看,其应出现在西周的中晚期。

  排序表中时代最早的ds视讯李家乡莲花堡出土的长颈壶和红山墓8101出土的长颈壶的形制比较特别,且这种壶在其他墓地或遗址中均不可见,但依据形态学分析其发展规律来看,应属于早期。与李家乡莲花堡长颈壶共出的还有一件深腹罐,比起后来出现的瘦高的深腹罐,这种矮胖腹部微鼓的罐似乎与辽东地区如小珠山、左家嘴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的某些同类器物相似。[25]

  所以笔者认为辽东地区石棚墓出现的年代早到新石器时代完全是合乎情理的。排序表末端的大石盖墓,在年代上是最晚的,其时代大致在春秋战国。大石盖墓消失于春秋战国时期,对此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一致,此处不再讨论。这样序列表就可以被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长颈壶时期,与之相应的是石棚墓和石板(棺)墓,即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中晚期;第二阶段是曲颈壶时期,与之相应的是大石盖墓,时代是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

  三、结语

  完成排序后,便可以总结辽东半岛地区石棚墓与大石盖墓的时代关系了。辽东石棚墓和大石盖墓的时间范围若是被限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战国时期,那么最先出现的是石板墓和石棚,然后才是大石盖墓,也就是说石棚墓的出现时间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样的排列更符合辽东半岛的考古文化背景和环境。


  ① 交叉断代法(cross dating)最早是由英国考古学家皮彼特里在上个世纪初发掘埃及王陵周围小墓时首创和使用的断代方法,亦即用未知年代的遗迹与遗物与年代已知的遗迹遗物进行对比,形制上的相似也就意味着年代上的相近。这种方法在我国被张忠培先生称为“横联法”。
  ② 关于这种C型曲颈壶学术界称呼较乱,有人称“弦纹壶”;有人则认为应称“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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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汤隆皓(1993- ) ,男,河北石家庄人,主要从事区域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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